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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官員讀書是持續性的普遍性的歷史現象，也是官場的顯性規則。中國古代官員詠詩言志，賦詞遣情，並將其融匯於從政實踐中，久之涵養為一種以讀書鋪就為官之路、以為官提升品性的優良傳統。由於中國封建社會官本位色彩非常濃鬱，實現個人價值的唯一途徑就是入仕為官。因此，讀書成為古代文人士子“修身齊傢治國平天下”的不二選擇。舉凡歷朝歷代的官員，大多年幼時就進私塾入學堂學習經史子集、四書五經，寒窗苦讀目的在於為將來步入仕途、報效國傢積累學識。這些文人士子秉承儒傢“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價值理想，經過儒師的悉心調教和官場的耳濡目染，入仕時大都諳熟治亂興衰之道、知曉為人處世之理，成為一名合格的朝廷命官。但有一點必須承認，文人士子們通過經年累月的讀書，不僅蓄積瞭豐贍學養，而且提升瞭高邁人格，換言之，讀書造就瞭稱職的官員，而官員繼續讀書則成就瞭更大事業。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我國封建社會知識分子根深蒂固的精神追求。“學好文武藝，貨與帝王傢”，這既是“官本位”的傳統觀念在作祟，也與當時社會的經濟、科學、文化發展背景密不可分。眾所周知，儒傢核心價值觀居於歷代封建王朝思想的主導地位，儒傢思想提倡“學而優則仕”，也就是說隻有經過漫長苦讀且深入傳統文化肌理的人，才能通過嚴苛的科舉考試，才能在官場裡登堂入室。因而，但凡具有讀書天賦、傢境又允許的學子，大都養成瞭讀書習慣，為官之後依然讀經誦史，賦詩作文，以此頤養性情、陶冶操守、淨化心際、提升境界。另外，凡是國盛民阜、天下太平的朝代必然是推崇文化和學術的朝代，此時考核檢驗官吏的準繩，不僅要看其政績大小，也要看其文化修養的高低，鑒於後者是前者的前提和基礎，所以很難想象一個政績平平的官員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更無法把一個政績顯赫的官員與一個文化學識淺薄的官員聯系在一起。特別是魏晉南北朝和唐宋時期，出身、門第、談吐、書法、辭章、風度、名望、口碑等，均作為評價官員的尺度和標準，於是註重讀書、講究作文在官場蔚成風氣，不讀書之輩很難在官場裡立足和生存。
中國古代官員把讀書和從政合二為一，與中國古代政治制度設計有一定關系。秦漢統治者在反思和總結上古三代和春秋戰國興亡教訓的基礎上，將偃武修文、重用儒生作為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歷經中央集權官僚體制和察舉制度，到瞭隋唐逐步建立完善起科舉制度。科舉制度是封建統治者選人用人的主要途徑，它把考察文人學子對古典文化知識的記憶、理解和文字的組織能力，作為公開選拔官員的基本依據，所以不讀書者不能入仕為官，於是古代士子的讀書之風一朝勝過一朝。士子們一旦通過科舉考試入朝為官，恪守“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標，在讀書為文方面更加勤勉篤毅，成為為官和為文兩方面的典范，例如宋代的王安石、蘇軾、范仲淹，唐代的韓愈、柳宗元，清代的林則徐、左宗棠等，既是垂范後世的出色政治傢，又是名留青史的傑出文學傢。當然，喜歡讀書與做個好官並不一定成正比，例如清朝大貪官和珅就是一個飽讀詩書的文人。不過，雖說喜歡讀書不全是好官，但贓官劣官則大多是不喜歡讀書的草包，因為此類官員的興致根本不在讀書上，而是鐘情於那些污七八糟的東西，在他們的日程安排中，讀書肯定是排在酒色之後的。
如同理想和現實構成人類活動的兩面，讀書與做官也構成中國文人士子心態的兩面。在很多時候，它們往往交錯混雜在一起，由此構成瞭古代文人的復雜性格和模糊意緒，這樣，在他們留下浩如煙海的文字典籍的同時，也演繹著一幕幕數不清看不完的人生悲喜劇。例如北宋寇準被罷免丞相之職後，以刑部尚書知陝州，蜀帥張詠返京述職時路經陝州，寇準以東道主身份表達情誼，臨別時寇準低聲咨詢張詠：“何以教準？”張詠隻說瞭一句話：“《霍光傳》不可不讀也。”寇準不解其意，立即命手下找來後漢書閱讀，讀至“不學無術”四字，笑著說：“此張公謂我矣。”由此推知，即使官居高位，但長期不讀書不學習也會貽誤國事、害人害己。也許任何事物都要辯証地審視。讀書著文在歷史上也是最具風險的事，從司馬遷因說直話而罹受宮刑，到明清兩朝大興文字獄使眾多官吏丟掉性命，直至“文化大革命”導致萬馬齊喑，使今人感到在官場上讀書立言絕非易事。其實，讀書立言的本質並沒有什麼玄妙，無非就是堅持真理，發現真理，給今世和後人留下一點精神財富，而這卻不是修身養性或單憑勇氣就能夠做到的。在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的今天，讀書立言仍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因為研究現實、預測將來都要向歷史躬身求教，而歷史呈現給你的面孔有時是撲朔迷離的，有時是錯綜復雜的。我們應像魯迅那樣揭去歷史的面紗，袒露歷史的真相，直抵歷史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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